。只有我被分到了這個連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小站。分配通知書下來的時候，我們班主任看了一眼，皺了一下眉頭，然后在分配去向那一欄用圓珠筆在旁邊寫了四個字：“三道河站”。那個“站”字的最后一筆往上翹了一下，像是一個沒打完的問號。
報到的第一天，我扛著鋪蓋卷從慢車上下來。鋪蓋卷是我媽用一條舊床單包的，里面塞了一床棉被、一雙棉鞋、一身換洗的秋衣秋褲和一本《鐵路行車規(guī)程》。慢車在站臺上停了一分鐘，我站在站臺上，看著那列綠皮火車呼哧呼哧地開走了，車尾的紅燈越來越小，最后消失在草原的盡頭。然后我轉(zhuǎn)過頭來，看著四周，半天沒回過神來。
周圍是一望無際的雪原。十二月的呼倫貝爾，雪已經(jīng)積了半米深，鐵軌兩側(cè)的排水溝被雪填平了，路基下面白茫茫一片，一直延伸到天邊。天是灰白色的，和雪原的邊界模糊了，你分不清哪里是天、哪里是地。空氣冷得能把鼻毛凍成小冰棍，我站在站臺上呼出一口氣，那團(tuán)白霧在我的臉前面停留了很久，像是被凍住了一樣。
除了風(fēng)聲，什么也聽不見。風(fēng)聲不是吹過去的，是刮過去的，帶著雪粒打在臉上像細(xì)砂紙打磨。有時候風(fēng)忽然停了一下，整個草原就陷入一種巨大的、沉重的寂靜中，靜得你能聽見自己的心跳。
老站長從站房里走出來。他那年五十六，個子不高，一米七出頭，背有點(diǎn)駝，肩膀卻還很寬，看得出來年輕的時候是個壯實(shí)人。他穿一件洗得發(fā)白的藍(lán)布棉襖，袖口磨破了，露出里面的棉絮，領(lǐng)子上別著一枚鐵路路徽。他站在站房門口看了我一眼，從上到下，然后說了一個字：
“冷？”
“冷?！蔽艺f。
“進(jìn)屋吧。”
我就這么成了三道河站的第二個職工。
三
三道河的日子是靜止的。時間在這里不是一條河，是一潭死水，連漣漪都懶得泛。每天只有四趟慢車經(jīng)過——從哈爾濱開往滿洲里的那趟綠皮車，上午一趟下午一趟，以及反向的兩趟。每趟在三道河停一分鐘，有時候有人下車，大多是附近的牧民，穿著厚重的羊皮襖，帶著一身的羊膻味和馬汗味，下車之后頭也不回地往草原深處走，身影越來越小，最后被雪吞沒了。有時候沒人。沒人下車的時候，車長從最后一節(jié)車廂的瞭望窗探出頭來朝我們揮個手，意思是不用等了，走吧。
貨車倒是多。都是從滿洲里那邊過來的，裝了***的木材和扎賚諾爾的煤，呼隆隆地開過去，蒸汽機(jī)車冒著濃濃的黑煙，震得站房的窗玻璃嗡嗡作響，窗臺上的搪瓷缸子跟著抖。但貨車不停。貨車在三道河這樣的末等小站從來不進(jìn)站，只在視線盡頭長鳴一聲汽笛便過去了。我們的工作就是在慢車進(jìn)站的時候揮揮旗子，綠旗畫一個圈，意思是“一切正常，可以發(fā)車”，然后回到站房里，守著那臺二十四小時開著的無線電話機(jī)。電話機(jī)是蘇聯(lián)產(chǎn)的，鐵殼子，笨重得很，但皮實(shí)，從來不壞。話筒的膠木外殼被磨得發(fā)亮，貼著耳朵的那一面微微發(fā)燙——那是唯一能讓我的手暖和的東西。
站房里有一張桌子，兩把椅子，一個鐵皮柜子，柜子里鎖著信號旗、備用燈泡、一本翻爛了的《行車日志》和一本同樣翻爛了的《*****》。墻上掛著一張濱洲線的區(qū)段示意圖，圖上的紅線從哈爾濱一路向西，穿過大慶、齊齊哈爾、海拉爾，最后到達(dá)滿洲里。三道河在圖上是一個針尖大小的黑點(diǎn)，不仔細(xì)看根本找不到。窗臺上擺著一盆**的仙人掌——不知道是哪個前任留下的，土已經(jīng)干成了一塊灰色的石頭，仙人掌枯成了褐色，但還保持著站立的姿勢，像是站著站著就變成了化石。
有一天值夜班，半夜醒了沒事可干，我試著拿圓珠筆描那個針尖大小的黑點(diǎn)，想把它描大一點(diǎn)。老站長不知什么時候站在了我身后，他嘆了口氣，說：“別描了。描再大，在別人眼里它還是針尖?！蹦鞘俏椅ㄒ灰淮温牭剿眠@種語氣說話。他沒再解釋，我也沒問。
老站長每天早上站在站臺上往東看的習(xí)慣，我在三道河待了三個月就摸透了。他不光早上看，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