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他們說，我的愛人死了。
這一次，相信的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多。他們不再用那種審視、懷疑的目光看著我，而是帶著同情，甚至有一種如釋重負(fù)的輕松。他們把那種輕松藏在白大褂底下，藏得很深，但我看得見——就像藏起我的愛人一樣，我也藏得很深。
他們以為我看不見，以為我瘋了就什么都不知道。
可我知道。
六年來，我見過太多這樣的表情。憂慮的、緊張的、強裝耐心的、漸漸失去信心的、徹底絕望的。最初他們還會在我面前小聲爭論什么“被害妄想解離性身份障礙”，后來這些詞越來越少，取而代之的是“頑固危險”和“建議轉(zhuǎn)院”。
轉(zhuǎn)院？他們就是想把我像垃圾一樣丟掉。
是我自己想轉(zhuǎn)的嗎？不。是我的愛人告訴我的。ta說：這里的人已經(jīng)開始不信任你了，我們得換個地方，重新開始。ta總是比我聰明，比我冷靜，比我更早看清局勢。六年來，我們從東邊的精神病院轉(zhuǎn)到南邊的，從南邊的轉(zhuǎn)到西邊的，最后來到這所靠海的療養(yǎng)機構(gòu)。這里看起來不像醫(yī)院，更像一個高檔度假村。白墻藍瓦，窗外能看見海，花園里種著紫藤和月季?？晌抑?，這只是牢籠的另一種裝飾。
圍在身邊的白色身影終于安靜下來。領(lǐng)頭的是周醫(yī)生，四十出頭，戴金絲眼鏡，說話永遠不緊不慢。他翻著手里的病歷，眉心的皺紋又深了幾道。他在我跟前蹲下來，試圖和我的眼睛平視——這是精神科醫(yī)生的標(biāo)準(zhǔn)動作，表示尊重，表示我沒有威脅，表示他們試圖把我看作一個“人”。
“林深，”他的聲音很溫和，“你今天感覺怎么樣？”
我沒回答。因為答案他早就知道。我每天都回答同樣的問題，每天都說同樣的話——我的愛人死了。今天，昨天，前天，大前天。我已經(jīng)連續(xù)說了整整十七天。按照我的愛人教我的節(jié)奏，十七天，不長不短，剛好夠讓他們開始相信。
“還是那個答案？”周醫(yī)生問。
旁邊站著的另一個醫(yī)生——姓什么來著，好像是方，一個快退休的老頭——低聲對身邊的住院醫(yī)師說：“典型的持續(xù)性妄想，伴有情感淡漠和社交退縮。這個病人情況很復(fù)雜，六年了，換了四家醫(yī)院，收效甚微?！?br>他說得很小聲，但我說過，我聽得見。
我的愛人更聽得見。
ta那時正在我的左耳邊輕輕吹氣，**的，ta說：別急，就快了。再忍忍。
我沒有動。
我沒讓任何人看到我嘴角的變化。
二
讓我從頭說起。
我叫林深，今年二十九歲。我是在二十三歲那年認(rèn)識我的愛人的。不，這樣說不對——ta是在我二十三歲那年出現(xiàn)的。或者說，是在我二十三歲那年，我終于意識到ta的存在。
那之前，我只是一個很普通的人。普通地長大，普通地上學(xué)，普通地交朋友，普通地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特別。我在一所二本大學(xué)讀中文系，畢業(yè)后在老家縣城的一家小廣告公司做文案。朝九晚五，周末在家打游戲、看劇、偶爾和朋友喝酒吹牛。我和所有人的關(guān)系都淡淡的，不遠不近，說不上多好，也不至于交惡。我就是那種扔進人海里就再也撈不起來的普通人。
直到二十三歲那年的秋天。
起因是一件小事——我媽在電話里說，老家隔壁的張叔，就是那個從小看著我長大的胖墩墩的張叔，查出了肺癌晚期。醫(yī)生說最多還有三個月。
那天晚上我失眠了。不是因為我和張叔有多深的感情，而是我突然意識到一件事：我二十三歲，我媽四十九歲，我爸五十一歲。他們都會老的，都會病的，都會死的。我也會。我們所有人最后都會變成一張黑白照片，被掛在墻上，被收進抽屜，被慢慢遺忘。
這種念頭一旦冒出來，就再也按不回去了。
我開始整夜整夜睡不著。一閉眼就看見各種可怕的畫面，不是車禍、癌癥這些具體的東西，而是一種巨大的、彌漫的虛無感。就好像世界是一張紙，而我突然看見紙的背面是空的，什么都沒有。那種空比黑暗更可怕，黑暗里起碼還有恐懼，而那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