才從同事那里聽說，王蓉原本想把自己一個親戚家的孩子塞進這個崗位，被我“截胡”了。
她心里一直膈應著這件事，所以看我怎么都不順眼。
臟活累活全是我的。
部門所有人的快遞收發(fā)、會議室預定、客戶接待、報銷單貼票、PPT美化，甚至包括幫王蓉取外賣、幫她去洗衣店拿干洗的衣服——這些不在我的崗位職責范圍內，但我不敢拒絕。
不是沒試過拒絕。
2
上個月，王蓉讓我?guī)退硪环菟饺朔慨a(chǎn)的資料，說是“順手幫個忙”。
我猶豫了一下，說“王經(jīng)理，這個可能不太方便，要不您問問行政部的其他同事？”
她當時笑了笑，沒說別的。
但從那天起，我的工作量翻了一倍。
正常的下班時間從六點半變成了八點半，后來又變成了九點、十點。
我交上去的報告永遠“有問題”，數(shù)據(jù)永遠“需要再核對”，格式永遠“不夠規(guī)范”。
我成了整個部門的出氣筒。
誰都可以使喚我，誰都可以批評我，誰都可以在我面前擺臉色。
而王蓉就像一只貓，慢慢地看著我這只老鼠掙扎，偶爾伸爪子撥弄一下，享受那種掌控感。
我沒**。
沒家世。
性格不軟，但我真的不敢硬。
家里有一個整日酗酒的父親，沒有任何收入來源。
母親在我七歲那年就走了，嫌棄家里窮，嫌棄父親沒出息，跟一個做建材生意的男人跑了，再也沒有回來過，連一個電話都沒打過。
我和父親在老城區(qū)一棟沒有電梯的破舊居民樓里住了十幾年。
房子是爺爺留下的，六樓，頂樓，夏天像蒸籠，冬天像冰窖。
墻皮脫落，水管生銹，廚房的窗戶關不嚴實，下雨天往里滲水。
父親叫蘇建明，五十二歲，看上去卻像六十五。
頭發(fā)白了一半，臉上溝壑縱橫，常年不修理的胡茬讓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老得多。
他以前在街道辦的一個小廠做技術工，廠子倒閉后就再也沒正式工作過。
打零工、搬貨、看大門——什么都干過，但都干不長。
后來索性不干了，整日泡在樓下的小酒館里，喝最便宜的白酒，和一幫同樣無所事事的老頭吹牛、打牌、混日子。
我上大學那年，學費是助學貸款，生活費靠自己打工掙。
每個月給父親轉八百塊，夠他吃飯和喝酒。
后來工作了，每個月轉一千五，夠他吃飯、喝酒，還能剩一點買煙。
我不敢想象如果失去這份工作會怎樣。
助學貸款還有兩萬多沒還完，房租月底要交，父親上個月體檢查出輕度脂肪肝和高血壓，雖然不嚴重，但藥不能停。
每一樣都要錢，每一筆開銷都要精打細算。
我的每一分錢都有去處，沒有一分是多余的。
所以我忍。
什么都忍。
忍到王蓉退休，忍到自己攢夠資歷跳槽，忍到有那么一天可以揚眉吐氣地說“我不干了”。
只要忍過今天就好。
我擦了擦眼角，把報表重新打開，從頭開始核對。
客戶編碼、公司全稱、***、電話、地址、合作金額、合同期限——每一項都仔仔細細地再過一遍。
沒有問題。
數(shù)據(jù)沒有問題。
格式?jīng)]有問題。
一切都沒有問題。
我猶豫了幾秒鐘，還是決定不改了。
這份報表本來就是對的，我為什么要因為王蓉的一句話全部重做？
我把文件保存好，截圖備份了所有原始數(shù)據(jù)，又寫了一個簡單的核對說明文檔，附在了報表后面。
如果明天王蓉還要找茬，至少我有證據(jù)證明自己沒有做錯。
這不是反抗，這是自保。
關掉電腦的時候已經(jīng)快凌晨一點了。
辦公室里空無一人，走廊的燈也熄了大半，只有安全出口的綠色指示牌發(fā)著幽幽的光。
整棟寫字樓安靜得像一座墳墓。
我背起包走出公司大門，刷卡的時候機器“嘀”了一聲，在這寂靜的夜里格外刺耳。
深秋的夜風裹著涼意灌進領口，我下意識縮了縮脖子，快步走向地鐵站。
末班車剛走，我只能騎共享單車回家，三公里多，騎了將近二十分鐘。
路上沒什么人，只有偶爾經(jīng)過的出租車和呼嘯而過的外賣騎手。
手機沒有一條新消息。
沒有未接來電，沒有微信，什么都沒有。
父親這個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