黑乎乎的長龍冒著濃煙，開過去之后路邊的雪全部變成灰色的，鐵軌兩側(cè)的樹枝上掛滿了煤屑，風一吹嘩啦啦地掉黑粉。
但最特殊的一班車，是每月一趟的“特殊輸送”。這個名目是我們內(nèi)部叫的，正式的名字在行車圖上只寫一個代號——K-11。
K-11從哈爾濱方向開來，經(jīng)奉天南下，最終目的地是**的釜山。車上裝的是人。什么人，我們不知道，只知道三點：第一，這趟車在奉天停靠的時候，站臺上要**，不允許閑雜人等靠近，連我們這些鐵路上的工作人員也只能待在指定的位置；第二，押車的是關東軍憲兵隊，不是普通的憲兵，是戴白色袖標的特別憲兵——那時候鐵路工人中間流傳一個說法，袖標上有三道紅線的，是管“特殊勤務”的，惹不起；第三，K-11在調(diào)度圖上永遠排在最高優(yōu)先級，所有車次都要給它讓道，哪怕是總司令的專列也得在會讓站等著。
當時私下里有各種猜測。有人說運的是**分子，也有人說是從各地抓來送去**做苦力的勞工。誰也說不準，也沒人敢去搞清楚。
一九四四年秋天的時候，K-11出了一件事。
三
那是九月末的一個深夜，具體日子記不清了——在鐵路上干了四十多年，日子都混在一起了，能記住季節(jié)、記住天氣、記住當時空氣中的味道，但你要問我?guī)滋?，我答不上來。只記得天下著雨。不是夏天那種傾盆大雨，是秋天才有的那種細雨，細得跟霧一樣，落在臉上涼絲絲的，把站臺上的煤煙味和鐵銹味都勾了出來。那種雨在奉天的秋天很常見，一下就是一整夜，第二天早上起來，滿城的房頂都是濕漉漉的黑色。
K-11按照計劃應該在凌晨兩點四十分進奉天站，停車二十分鐘，加水加煤，然后繼續(xù)南下。這趟車從來不換機車，水煤加滿就走，憲兵全程不下車，也沒有人上車。那時候火車頭主要是蒸汽機車，燒煤的，跑一段就得加水加煤，不然鍋爐燒干了要炸。從哈爾濱到奉天差不多七百公里，中間只停兩次加水，一次在新京，一次就是奉天。
兩點半的時候，我?guī)煾道现堋{(diào)度室的老大，大名叫周德厚，一個在滿鐵干了三十年的老鐵路——接到哈爾濱方面的電話，說K-11已經(jīng)通過了四平，正點運行。
老周那年五十三歲，是山東人，身材不高，但壯實，年輕時候在膠濟鐵路上干過，后來被滿鐵招了過來。他在滿洲的鐵路上待了快三十年，什么樣的事都見過——脫軌、撞車、爆炸、凍死人。他的臉是鐵路上混久了的人特有的那種臉：皺紋深而密，眼睛在皺紋的包圍中顯得格外小，但格外亮。他不怎么笑，要說也是三兩個字往外蹦，但他對手底下的徒弟從來沒有苛待過。
放下電話，老周在行車圖上劃了一道紅線，用紅鉛筆，一筆到底，穩(wěn)穩(wěn)當當。那條紅線從四平的位置出發(fā)，一路向南，終點是奉天。這是老規(guī)矩了——K-11的行車軌跡必須用紅筆標注，別的車次可以用藍的、可以用黑的，唯獨它必須是紅的。我問過為什么，老周說，你問那么多干嘛。
然后他看了我一眼。老周看人的方式很特別，不是正面看，是從眼睛上方翻出來看，頭不動，眉毛往上挑一下，目光就從老花鏡的上沿***，又犀利又專注。
“去站臺上盯著。奉天這邊加水快一點，別耽誤。K-11這趟車從來不等人?！?br>我裹著一件雨衣出了調(diào)度室。雨衣是滿鐵發(fā)的勞保用品，橡膠的，硬邦邦的，穿上像套了一個桶。雨水打在上面噼里啪啦地響，順著領口往里滲，涼得人打激靈。站臺上已經(jīng)**了。所謂**，就是站臺兩端各站四個憲兵，牽一條狼狗。那條狼狗趴在地上，耳朵豎著，喉嚨里發(fā)出低沉的嗚咽聲，像是在預告什么。
憲兵牽狼狗的那個姿態(tài)，我至今記得清清楚楚——不是把狗繩攥在手里，是把狗繩繞在手腕上，一圈，兩圈，三圈，勒得緊緊的，像是那條狗不是用來咬人，而是用來拉住他自己的。
雨幕把站臺上的燈光打得模模糊糊。奉天站那時候用的是白熾燈泡，裝在鑄鐵燈柱上，